弋舟:他们就是我笔下永远的多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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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1-08

弋舟:他们就是我笔下永远的多数时间:2018-11-06 来源:长江文艺杂志社分享: 《锦瑟》2004年发表于《天涯》,十多年过去,大致能被算作我的“早期作品”。

当然,十多年前,说早,也并不是那么早,不过佐证了我写作的晚进。 彼时,我已三十二岁。 对于一个晚进者,早期作品便被《天涯》这样的名刊接纳,算是开了个好头。

犹记得当时的喜悦,竟动手自己画了插图,迄今留在电脑里纪念。

重要的还在于,至此,便和《天涯》结了缘,后来向王雁翎大姐承诺,以两年一篇的频率向《天涯》投稿。 这个频率倒是保持了很久,八年时间,有四个短篇承蒙《天涯》刊出。

要说的其实是:感谢《天涯》,由衷地感谢这份名刊在文学之路上对我一路的搀扶。 《有时候,姓虞的会成为多数》2012年发表于《大家》。

不过是六年前的事情,竟感觉也有些“早期”的意思。

这至少说明,对于我这样一个写作者而言,六年的时光,便已堪称漫长。 而构成“漫长”的缘由,也许是自己对于文学之事的认知,在六年中已几番颠簸。 探索或者干脆说是摸索,从未止息。 这种摸索的艰难,能让六年形同漫长。 “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,‘时间’当然从来都是最为重大的命题,毋宁说,小说家正是时间的捕手,‘时间观’约等于一个小说家的‘文学性’。

”——这是我昨天才在一篇文章中写下的想法,现在用在这里,也觉得贴切和有效。

如今回望自己的“早期”,我确是陷入在某种“文学性”的心情之中了。

当然,会有感喟,乃至浅浅的惆怅和唏嘘。

《大家》亦声名赫赫,这本刊物在六年之中也经历了它的“漫长”,似乎是,刊发我的这个短篇之后,刊物便因故有了重大的调整,风格有了变化,我的责任编辑也离职他去。 就是说,写作者与刊物,我们都共同经历着漫长的文学,由此,构成了我们文学现场的“时间观”,堪可喟叹,堪可惆怅和唏嘘。

但也堪可欣慰——因为,我们身在时间的河流里。

如今,《大家》精神焕发,祝福它。

《长江文艺·好小说》将这两个短篇并置着“再发现”,于“再发现”中,我发现,它们确乎有着某种我写作的密码蕴含其中。 《锦瑟》里写了两个重要的人物,一个老张,一个张老,在结构上,即是以两人不同的口吻展开的:我被人叫做“老张”已经有四十多年了,从三十岁开始,一直叫到了现在。

我被人称做“张老”已经很多年了,自从我又可以站在讲台上,他们就这么称呼我了。

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。

我知道,这不是在玩弄笔墨,在“老张”和“张老”这两组互相倒置的汉字中,已经部分地暴露出我的写作观念。

对于他们各自年岁算账般的交代,同样也暴露着作为小说家的我,对于时间的那份专注。 这个短篇发表后,谢宗玉有过相关的评论,题目有些耸人听闻,叫《把老年人的性欲问题提上日程》,他至少说准了我对“老年”的关注,因为日后,我的确写下了许多事关人之暮年的文字。 宗玉目光如炬,他在我自己尚未觉察的时候,就已经预言了我的写作轨迹。 我在自己的“早期”,便已经将老年人提上了写作的日程。 《有时候,姓虞的会成为多数》里同样写了两个人物,一个老虞,一个小虞,这同样也不是在玩弄笔墨。 相较于老张和张老,老虞和小虞在姓氏上必定是少数,但当两个姓虞的相遇,芸芸多数突然便受到了少数者的颠覆。

这里面意味深长,而“意味”从来就是短篇小说这门艺术的立身之本,何况它还“深长”。

于是:这种事儿没什么好说的,我们这个被理论说明着的世界,在实践中,总是会时不时出些故障,事情通常就是这样达到平衡的,就好比,有时候,姓虞的会成为多数。 感谢《长江文艺·好小说》,感谢你们给了我“再发现”的这个机会,这让我在漫长的书写之后,回头盘点,倏然发现原来我曾经书写、正在书写、将要书写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:无论他们姓张还是姓虞,他们都盼望着自己“大姓”般地代表着众生,他们都顽固地捍卫着“小姓”的尊严。

由此,他们就是我笔下永远的多数。

他们永远“渴望有一个随便什么破人,将我就地拦下,宛如一个奇迹,以一种我从未感受过的热情招呼我,然后平地起妖风,将我也裹挟到一种卑微的、粗糙的、患难与共的温暖里。

”戊戌中秋曲江香都。